战争形态是关于战争的整体性认识，是人类战争发展客观规律的具体表现，也是人们认识战争的科学方法和重要手段。习主席强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支军队如果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发展，就可能丧失战略和战争主动权。当前，国内外对战争形态“断代”标准、形式争议很多。纵观人类战争史，就会发现，军队武器装备、军队作战方式、军队组织形态构成了战争形态的三个基本要素。战争形态所呈现的稳定形式和状态是武器装备、作战方式和组织形态基本要素之间矛盾的统一。战争基本矛盾运动既是战争发展的决定因素，也应该是战争形态分代的依据和标准。

科学技术——武器装备的打造机理。武器装备是战争载体和物质基础，是物质要素，也是核心要素。自史前人类第一次把石块当作拳头的“力量倍增器”以来，战争发展重要表现形式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较量。科学技术是以能量或力量技术为基础的理论。科学技术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是第一生产力，当然也是核心战斗力。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也是人类利用能量的历史。一部人类战争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能量发展史。能量作为科学技术推动战争发展的平台和载体，决定了人类军事活动中基本能量结构。人类战争至今，其武器装备的基础能量发生了六次革命：一是从早期原始战争原始人使用石器、木器等兵器主要依靠人的体能，到金属时代战车、战马出现后主要依靠人畜的动物体能；二是公元12世纪火器的出现，武器装备的基础能量由动物体能转变成了火药爆炸的化学能；三是18世纪工业革命后，武器装备的基础能量转变为机械能量；四是到19世纪末，电磁能量武器走上了战争舞台；五是20世纪40年代核能武器横空出世，标志着武器装备走进了核时代；六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突飞猛进，武器装备信息化不断提升，信息革命风起云涌，信息能被重视和大量运用。六次革命的历程使人类战争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能量成为人类战争发展的标志，且贯穿了人类战争的始末。

作战方式——武器装备的运用方式。作战方式是战争中主体和客体之间必然的、有机的联系，其变革是对作战系统或体系结构的调整，因而作战方式是战争形态的结构要素。从根本上说，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就有什么样的作战方式，一定形式的作战方式及其作战理论只能依据一定的武器装备状况才能建立起来。战争形态发展过程中，武器装备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首先发生变化，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原有的、旧形态的作战方式难以适应新武器装备性能的发展和要求，作战方式的改变必然会到来。古代人类阵式作战就是武器装备最早的组合样式，也就是早期协同作战；火器的出现使布阵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莫里斯横队、古斯塔夫横队相继出现；机械化武器出现后，阵地攻防渐趋主导，尔后合同作战迅速发展。一战期间，随着机械化装备的不断更新、新的军兵种不断出现，加上无线电通信技术进入战术层面，合同作战由此诞生；二战期间，随着合同作战的范围不断扩大，诸军兵种协同动作更加密切，军种和兵种迅速增加，尤其是长距离、多领域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合同作战逐步发展到联合作战，成为机械战争形态一个重要标志；上世纪末，由于网络技术出现和成熟，海湾战争中实施多国诸军种联合作战，开启了一体化联合作战新纪元。作战方式的变革往往不是自发的，也不是即刻响应的。并不是武器装备的任何变化都能引起作战方式的变化，作战方式的变化需要通过战争主体——人的自觉活动并找到变革的现实途径。

组织形态——人与武器装备的组合样式。组织形态是军队力量编成结构，是作战人员、武器平台、保障装备等物质要素进行编组配置所采取的组织架构，是战争形态的功能要素。人类战争诞生以来，当一种新型武器装备发明并初步投入使用后，人们首先花较长时间完善和改进武器装备的实战化性能。一旦武器装备性能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稳定期时，人们开始关注和探索武器装备与人、武器装备之间的优化组合技术或方法。尽管此时物质形态即武器装备没有什么变化，但其改变了作战系统的功能形态和组织形态，结构决定功能，局部主宰整体，使现有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出现“倍增”直至最大化。正如杜普伊所言：“实践证明，无论兵器的杀伤力有多大提高，新兵器跟军事战术和编制的兼容统一，要比新兵器的发明和采用重要得多。”装备的优势只有融入科学的组织形态，才能创造出最佳战斗力。总体上看，军队组织形态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形态相适应，基本呈现出冷兵器军队形态、热兵器形态、机械化形态、核力量形态和初步信息化形态。组织形态变革一般不是自发的，而是姗姗来迟。不仅需要人的自觉活动并找到变革的现实途径，而且需要具备一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变革难以实现。技术变革是军事变革的起点，以实现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结构演变才是军事变革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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